20世纪30年代，毛齐华怀着坚定的信念，参加了中央特科工作，参与创建党的无线电通讯，为党的秘密工作作出了贡献。1941年，中央对他这一段经历作出过评价：毛齐华从事地下工作时，上海地下党虽遭受严重破坏，但毛齐华对党是忠诚的，思想上没有任何动摇。

走上革命道路

毛齐华，1903年出生在上海嘉定。毛齐华的父亲早年亡故，母亲带着他和哥哥相依为命。8岁时，母亲克服重重困难将其送入学校，勉强读了4年书，但最后因为家贫而辍学。1920年，他到上海一家印刷厂当了学徒。初进印刷厂，他就感受到资本家的压迫。他曾回忆说，厂里的老板简直是吸血鬼，一边要工人拼命的干活，但另一边只让学徒勉强填饱肚子，每个月理发、洗澡的零用钱也不给，弄得学徒们个个蓬头垢面。毛齐华联合工人进行斗争，最初取得几次小胜利，但老板采取手段，将毛齐华和其他三四个工人解雇。后来，毛齐华被介绍到中华书局印刷厂。在那里，他萌生了最初的革命意识。

对于毛齐华个人生命历程而言，1924年是个关键点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毛齐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广场召开的“国民会议促成会”，并聆听到恽代英的精彩演说。恽代英的阶级斗争学说，以及热情洋溢的革命鼓动，给毛齐华以巨大震撼，令他茅塞顿开。多年以后，他回忆说：“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，只觉得他们说出了我们穷苦人民的心里话，于是在会场上我也拼命地跟着喊口号，直到把嗓子都喊哑了。”

从此以后，毛齐华开始与革命同志交往，内心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毛齐华曾回忆道，“自从结交了那几位革命知识青年以后，我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”他一边做工干活，一边分析各车间工人的思想动态，找青年工友谈心，积极地搞宣传活动。1925年初，毛齐华因表现优异，经上海地方党组织批准，被吸收为共青团员;同年4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五卅运动爆发后，毛齐华积极组织工人罢工游行，并担任中华书局总工会秘书长、工会党团书记兼党支部书记和青年团书记，有力支援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作。五卅运动结束后，上海印刷工人成立上海印刷总工会，毛齐华担任总务科副科长。

1925年7月，为做好宣传工作，党中央组建了自己的印刷厂，毛齐华利用工余时间做了一些协助工作。但这个印刷厂很快被反动势力捣毁。10月初，党组织决定调毛齐华专职筹办新的地下印刷厂。对于这一全新的工作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起初我还不大愿意去，仍想继续搞工人运动，但是，组织已作出决定，便告别了曾经朝夕相处、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”，“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”。

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，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印刷厂。1927年2月，毛齐华再次接受新任务，从上海赶到武汉，筹建长江印刷厂。当时，武汉革命氛围浓厚，《向导》周报、《共产主义ABC》等书刊的印量都在数万份。毛齐华领导长江印刷厂加班加点，最大限度满足革命群众的阅读需要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和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变后，长江印刷厂无法继续坚持。毛齐华在党中央的指示下，清理工厂设备，掩护工人隐蔽，进行有序转移。1927年10月，再次回到上海。

留苏秘密学习

毛齐华回到上海不久，就接到组织通知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共产国际制定了一个系统性计划，选派优秀党员去苏联培训。这可以避免他们遭受白色恐怖的屠戮，保留革命的火种;同时在技术层面，为革命做好准备、打好基础。因为经费限制，与毛齐华同一批次去的只有16人。

到达莫斯科后，毛齐华最初主要是学习马列课程，如《社会形态发展史》《政治经济学》《联共党史》等。他后来回忆说，一接触到这些理论，就感觉很新鲜，也很有兴趣。虽然自己基础差，学习起来很吃力，但是勤能补拙，“每天都认真整理听课的笔记，按照教师布置的作业，一题一题地做好”。1928年春，改选学校党的支部局时，毛齐华被选为支部局委员。他自己感到非常意外——用自己的话说是“做梦也没有想到”。

毛齐华留苏期间，国内革命形势也在发展变化，尤其是工农武装起义不断爆发，红军建立多个根据地，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。但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，与各根据地的书信联络极为不便，因此建立无线电通讯迫在眉睫。1928年初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建议，上海中央应争取与东江、湖南等根据地建立无线电联系，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。1928年夏，共产国际决定选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毛齐华等6人，到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。因为此事关系重大，即便对莫斯科的同学也是绝对保密。中山大学负责人特别叮嘱：“对任何人都不能讲!你们白天照常在校上课，晚上前去学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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