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年作曲家为什么难出头？古典乐坛中，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提问，但出生于1984年的杨帆，显然是一个不标准的答案。

2019年，舞剧《天路》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同时摘得文华大奖，共同的作曲杨帆，是这两部作品的交集。此后，创作邀约纷至沓来。2021年伊始，杨帆的交响诗《父辈》以及与关峡、邵恩、黄凯然合作的战疫主题交响曲《浴火重生》已经在全国多地上演。青年作曲家究竟该怎样破局？从杨帆那里，或许能得到一定的启发。

80后杨帆的音乐之路，开始得有那么点儿不同寻常。

杨帆在南京部队大院里长大，家族中艺术氛围很浓，舅舅是曲艺类导演，小姨会竖琴和美声，姨夫是电影演员，表姐很小就开始学钢琴。在外婆家里，杨帆总喜欢听表姐练琴。四岁半时，他也成为了万千琴童中的一员。

但杨帆练琴并不“老实”，老师有时发现他会改谱子。“我觉得这样更好听。”听到杨帆的回答后，钢琴老师建议，不妨考虑学学作曲。

然而，“作曲学起来远比想象得要难”。最初一段时间，因为摸不准门路，杨帆一度觉得挫败。那几年中，他听到的“责备”很多。1995年底，杨帆开始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，跟随邓尔博学习作曲。1997年，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学科，继续师从邓尔博。“邓老师非常严格，跟着邓老师没什么别的，就是写。”作曲起步的阶段，杨帆庆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高中时，因为邓尔博年岁渐高，学校通知杨帆和同学孙畅要更换主课老师。那天，他们坐在校园的秋千上打量着经过的人。一位美丽高挑的女性匆匆经过，杨帆和孙畅对视一眼：“这么漂亮，肯定是学生家长吧。”没想到，不一会儿“家长”转身回来，正是他们的新任老师居文沛。聊了聊各自的兴趣爱好，第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。

再次见面时，居文沛和杨帆、孙畅约在上海美术馆，去看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展览。穿梭在那些抽象而个性的作品之间，杨帆大开眼界。“下周的作业，就写你们这次看画展的感受吧。”居文沛对他们说。

“居老师非常擅长鼓励和启发。”杨帆很喜欢学校旁的咖啡厅，居文沛也在那里给他们上过课。好说话的居老师只有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，就是交作业的时间。作曲系的学生常以“没有灵感”为借口搪塞，居文沛不为所动。她有更长远的考虑：未来的创作道路上，学生们一定会遇到没有灵感也要写作的时候，她要训练的，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写作能力。于是很多个夜晚，宿舍楼厕所的应急灯下，都有杨帆和同学们搬着椅子奋笔疾书的身影。

上海音乐学院一带繁华且有情调。年轻的杨帆喜欢吃点好的，喜欢淘唱片，生活费常在月初就被“挥霍”一空。带着“靠手艺赚钱”这个相当朴素的想法，读大学时，他开始在酒店里弹钢琴。酒店自有一套“上升体系”：首先是在大堂弹流行音乐，曲目选择自由；水平更高的可以参加酒廊的爵士乐表演，歌手、键盘、鼓手、小号或萨克斯是基本配置，一晚要唱七八首歌。

“爵士乐有‘玩'的兴致。”一首三四分钟的歌曲，通常会被延长一倍。有时候，外国乐手在餐巾纸上写写画画，就成了一首曲目，十分钟后，灯光亮起，表演就要开始。在复杂的节奏、曲风中来回变换，杨帆经常弹到满身汗水。那两三年里，惊心动魄的时候很多，但收获更多，“和学校相比，那是完全不同的音乐世界。即兴、对复杂和声的理解、与他人之间的配合……很多概念都是在这时建立的。”

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，杨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业。2011年，他被特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，担任作曲工作。

杨帆接到的第一个“正儿八经”的创作任务，是2012年“双拥晚会”上的女子群舞《万紫千红》。“舞蹈音乐需要面对演员、编导和乐队，对综合能力的要求很高。”很多作曲家打趣说，写舞蹈音乐“麻烦”，“经常需要修改，情绪对了，又会在长度上有新的要求。”

但杨帆很喜欢舞蹈音乐。每当看到演员以肢体动作外化音乐中潜藏的情愫时，他总是充满成就感。在创作《万紫千红》和后续其他作品时，杨帆结识了许多演员和编导，慢慢的，越来越多的舞蹈作品向他发来邀约。

2017年前后，国家大剧院原创舞剧《天路》启动创作，杨帆担任作曲。2017年7月，主创团队到西藏采风。绿皮火车从青海西宁出发，一路行进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那曲，然后抵达拉萨。蓝天白云、雪山草原从车窗外掠过，火车行驶在铁轨上发出“嘎达嘎达”的声响，铁皮散发着独特的味道，同行人一起睡在紧凑的硬卧里……在高铁奔驰的年代，一切充满了独特的怀旧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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